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对舟山的重视探析

摘 要: 在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中, 舟山是英国想夺取的主要对象。在第一次占领舟山后陷入困境, 英国军队才不得不退出舟山而强占香港。英军第二次攻占舟山后, 英国宣布香港和舟山为自由贸易港。在签署《南京条约》之后, 英国又有了用占领的香港换回舟山的想法。最终,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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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中, 舟山是英国想夺取的主要对象。在第一次占领舟山后陷入困境, 英国军队才不得不退出舟山而强占香港。英军第二次攻占舟山后, 英国宣布香港和舟山为自由贸易港。在签署《南京条约》之后, 英国又有了用占领的香港换回舟山的想法。最终, 英国在名义上将舟山交还中国, 实质上仍置于其保护之下。

  关键词: 鸦片战争; 英国; 舟山; 香港;

  Abstract: In the first Sino-Britain Opium War, Zhoushan was the object that Britain wanted to seize. After its first occupation of Zhoushan, the British army was forced to withdraw from Zhoushan because of the trouble they met, so they moved to Hong Kong. After its second occupation of Zhoushan, Britain announced that Hong Kong and Zhoushan were free trade ports. After signing the "Treaty of Nanjing", Britain wanted to exchange the occupied Hong Kong for Zhoushan. In the end, Zhoushan was returned to China only in name, and it was actually still controlled by Britain.

  Keyword: Opium War; Britain; Zhoushan; Hong Kong;

  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占领香港, 使香港成为英国在远东地区的殖民地, 这是众所周知的。不过, 在鸦片战争时期, 英国更为关注东南沿海、长江流域以及广大的北方地区, 曾经第一个要侵占的中国岛屿就是舟山, 英国在较长时期内都没有将香港看成是最理想的占领目的地。19世纪40年代, 舟山不仅成为英国发动对华鸦片战争最主要的攻击目标;战后, 又长期被英军占领, 成为中英两国外交的症结。英国之所以夺取了香港, 其中间过程发生了多个变化, 才形成了这个结果。这表明了英国对舟山的认知发生了重要变化, 也表明了英国对舟山的政策做出了很大的调整。

  一、英国将舟山作为进攻的首要目标

  1830年之后, 中英关系变得越来越僵化, 舟山群岛成为英国政府想武力占有的对象。47名英籍贩卖鸦片的商人在1830年12月共同向本国议会上书, 提出“采用同英国相符的决议, 占领中国沿海一个岛屿, 确保英国对中国展开的贸易得到保护”。[1]178他们的集体上书得到了英国政府的认可, 尽管英国政府打算在中国领土上掠夺一个岛屿, 但是却没有确定侵占目标, 他们在台湾、香港、舟山、厦门、福州这几个地区中犹豫不决。

  巴罗 (John Barrow) 是当时英国的海军部次长, 他认为, 从面积上说, 台湾的面积过大, 在长期占有上英国的兵力不够。[2]他的意见得到了英国鸦片贸易商人的赞同, 由于他们常常在华活动, 很熟悉中国的情况, 查顿 (William Jardine) 是这批人员的代表。他认为如果想要长期占有台湾, 就首先要得到岛上原有居民的支持, 这难度非常大。1839年10月, 查顿提出一个方案, 占领香港, 因为香港从面积上来说不如台湾大, 有广阔的海湾停泊, 并且易攻易守, 水源充足。[2]39查顿的建议并没有受到政府的重视, 他们不屑于这个偏远荒僻的小岛屿。当时英国政府中的很多重要人物, 不仅对香港, 而且对广州也是不屑一顾的。1840年3月18日, 曼彻斯特商会主席莫克维卡 (John Macvicar) 致函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 (Palmerston) , 认为广州不是一个进行谈判的好地方, 这不但是由于广州同清朝皇宫距离较远, 而且广州地方政府会采取各种措施阻挠和抵抗中英谈判, 更严重时会欺骗他们。他指出, 如果让他选择, 他会选择福州、舟山和厦门。巴麦尊也觉得厦门是比较好的选择目标, 但是当时的英国殖民地印度总督奥克兰 (Auckland) 却认为厦门、福州等离中国的首都太远, 位置有些靠南, 没有足够的威慑力。[3]480

  在选择中, 舟山的地位与优势日渐突出。曾任广州英国商馆负责人的厄姆斯顿 (J.B.Urmston) 、传教士郭士立 (Gützlaff) 等人强烈建议英国当局占领舟山。[4]英国驻华海军上校、商务监督义律 (Charles Elliot) 在1837年11月9日, 采取备忘录的方式把“英国派发武装队伍‘并非在广州, 而是在舟山以及以北的地方创建根据地’”的这一建议提交给巴麦尊。[3]480义律在1839年4月3日写信给海军少将梅特兰 (F.L.Maitland) , 称“舟山群岛良港众多, 靠近也许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 当然还拥有一条最宏伟的河流和最广阔的内陆航行网”, 其腹地江浙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丝茶的主产区。如果把舟山辟为自由港, 它将成为“大不列颠的商业中心”, 该中心不但面对中国, 而且面对日本, “所以舟山不久便会成为亚洲最重要的贸易场所, 也许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基地之一”。[5]

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对舟山的重视探析

  英国各方势力广泛认可义律提出的意见。并且奥克兰在战略和政治上补充义律的建议, 他认为, 英国要想向当时的清朝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 就要首先占领舟山, “这样可以更好地获得大海和大运河间的交运控制权, 并且政治影响力会大幅提升”。[3]480巴麦尊指出, 英国在选择占领地的时候, 要充分考虑到既能做到确保安全停泊船只, 还能抵御中华帝国的攻打, 同时还可以依据形势的需要长期占领, 舟山群岛中的某个岛可以符合上述条件。作为坐落在北京和广州中段的舟山群岛, 不但可以满足水路交通的要求, 还可以为远征军建立一个防守有效的据点。[3]470

  1839年10月18日, 巴麦尊从英国外交部发出一封密函给义律, 向他下达了“即可领兵攻占舟山群岛某个岛”的命令, 使该岛变成英国侵略中国的行动根据地和供应中心, 并在未来当作英国的商务安全基地。巴麦尊还尤为强调, 要以占有舟山要挟清政府答应英国政府所提出的各种条件:“撤出舟山具有可能性的条件为:在舟山岛屿中, 许诺把某种类似澳门的居留地给英国, 并用条约的形式保证所有英国人可在中国东部沿海的全部港口或某一类重要港口做生意。”[2]44

  巴麦尊在1840年2月20日写给作为英国政府全权代表的懿律和义律的一封函件中, 除了详细列明军事行动的细节, 包括要封锁广州、占领舟山等, 另外还附有写给中国官员的一封公函。在公函中, 他更直接明确提出要中国将沿海一个或多个海岛给予英国, 让英国人可以居住及自由贸易, 免受不合理的对待和索取。他指出, 虽然自己不太熟悉中国的情况, 但英国政府倾向于永久割让舟山的一个海岛。但是与此同时, 巴麦尊在割让岛屿的问题上又提出另一项选择, 就是如果中国愿意开放新的通商口岸, 那便可以撤除割让海岛的要求。“如果中国政府不愿意将舟山的主权割让给英国, 而是愿意以条约的方式保证英国国民能够在中国领土上进行自由商业活动, 并且保证英国人的安全, 英国政府可以同意这一方案, 并且在这一方案长期有效的前提下, 英国可以做到永不侵占中国沿海岛屿。”[6]

  1840年2月底, 英国政府开始对中国沿海发动武装攻击, 首先是将珠江口封锁了, 之后以主力攻打并占领了舟山, 将舟山变成军事大本营, 最后向天津白河口进行了攻击。1840年7月6日, 英军经过数小时的激战攻占了舟山。伦敦《泰晤士报》高兴地报道:“英国国旗第一次在中华帝国的一部分土地上飘扬, 舟山于7月5日星期天落入英国人手中, 英国政府在远东又增加了一块殖民地。”[7]至此, 舟山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争夺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战后, 又一度成为中英两国外交的症结。

  二、英军撤出舟山占据香港的缘由

  1841年1月7日, 英军突然向广东沙角进攻, 在沙角得手后以香港的码头和海岸调换为条件, 答应从定海撤军。琦善擅自作主, 以英军归还舟山为条件作出重大让步。20日, 义律单方面公布了所谓的《穿鼻草约》 (实际上, 琦善并未在草约上签字, 清政府也没有批准这个条约) , 答应以赔偿烟价600万两, 割让香港, 开放广州等为条件, 英军撤出定海。1月26日, 义律派兵强行占领了香港。2月25日, 英军撤离舟山。英国政府何以将占领的目标转向了与广州相邻的香港, 其原因是复杂的, 多方面的。

  (一) 传染病给英军继续占领舟山造成了巨大的麻烦

  “英军放弃舟山, 对于军队健康方面的考虑恐怕是比较重要的原因。中国当地病原微生物和印度霍乱菌是战争中英军遭受沉重打击的原因, 疾病就像无形的大手, 对整个战争过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8]1840年下半年, 在定海的英军中开始流行严重的病疫。“在一支不超过4000人的军队里, 兵员住医院疗病就有5329人次;死亡有448人。”[6]301

  侵华英军士官宾汉 (J.E.Bingham) 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也写道:“苏格兰来福枪联队完全消瘦到皮包骨头, ……无疑, 这种现象当归根于缺乏新鲜而有益的食物, 以致士兵的体质容易感染这里所流行的疟疾和发热症, 因为我们发现军官中间病情较轻, 而他们的食物是比较丰富的。”[9]从1840年7月13日至12月31日, 就死亡的人数说, 英军在舟山病死的人数是其两年多战争中战死人数的5倍, 以1841年1月舟山驻军数量1762人的话, 那么平均每人住院3次以上。与此同时, 舟山民众在英军占领期间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他们在水源下毒, 拒绝提供新鲜食物, 还有乡民组织袭扰英军, 这些都让驻守在定海的英国军队胆战心惊。

  (二) 清政府对于割让舟山的坚决反对

  1840年8月30日, 琦善在与义律的谈判中强调“皇上不可能割让一个岛屿”给英国。在谈判最初阶段只同意赔偿烟价500万元, 分十年偿清, 拒绝其他要求, 他表示如果英方继续占领舟山, 则双方没有和平的商业交往可言。12月11日, 琦善的照会针对定海问题特别指出:“定海土地面积有限, 人民贫穷, ……但是只要贵国继续占有那个地方, 便不能有恭顺之称, 而且不可能奏请皇上恢复通商。对贵国来说, 占领该地有什么好处或利益?”[10]801

  清政府甚至还没能弄清楚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出于何种目的, 但对于其领土的要求仍是予以拒绝, 并以中断双方贸易为要挟。12月15日, 琦善同意在500万元的基础上再增加100万元, 但坚持“割让领土是天朝迄今从来未有之事——这一情况是无论如何行不通的”。他进而提出“可以代为请求再增加开放一个口岸, 并释放在舟山被俘的英人, 以此交换定海”。随后, 义律与琦善之间的照会纠缠于增开商埠的问题上, 并都以归还舟山与否作为必要条件。可以说, 清政府在舟山问题上的坚持迫使义律退而求其次, 将谈判要点转移至增加开放除广州以外的北方口岸。

  (三) 割让岛屿并非英国的唯一目标, 争取开放贸易才是最终目标

  1840年2月20日, 在巴麦尊的最终训令中, 他提出如果中国政府允许英国建立商馆并为双方贸易做出永久安排而不愿意割让岛屿的话, 那么在草拟的同中国订立条约中关于割让岛屿一条可以忽略, 而作为弥补相应增加五条关于商务方面的条款, 其内容不外保护英商在口岸的自由商业活动, 核准关税, 等等。而被占领地最大的作用则在于此, 即如果双方达成有关协议, 那么在临时条约中以“女王陛下的军队将继续占有舟山群岛或可能已被占领的其他地方, 以示威胁, 直到中国政府完全履行其一切条款为止”。[11]51也就是说, 以舟山作为监督中国履行条约的一个“质押”。

  8月30日, 义律与琦善在天津大沽举行了第一次会谈, 在会谈中, 琦善坚决反对将舟山的主权割让给英国, 在这一背景下, 义律只提出了将舟山作为来华英军的临时基地。“占领舟山是为部队行动方便和需要, 这是因中国官员的暴行而引起的”, 而且“英国女王经常占领别国的领土或者岛屿, 也常常归还。如果中国政府能够作一些让步, 归还舟山也不是做不到的”。[11]这无疑是对永久占领舟山立场的重要修正, 而且双方讨论的焦点并不在领土, 领土 (舟山) 在义律的表述中并没有被强调为必要条件。

  (四) 英国政府赋予其中国远征军司令的自由权限

  战争前夕, 设定第一目标为占据舟山在英政府中保持统一口径, 不过, 在占据之后如何处置没有达到一致意见。巴麦尊在1839年10月18日命令义律攻占舟山, 在战时作为军用, “且未来还能作为英国商务的稳固根据地”, 确切表明“想要永久盘踞”的野心。之前, 大不列颠内阁也专门召开了预测在华局势的会议, 巴麦尊并非只是代表自己的建议。不过几天之后, 巴麦尊改变了自己的说法, 在1839年11月14日巴麦尊发出“只要‘清政府可以圆满解决所有的事情’, 就可以从舟山撤兵, 这意味着舟山成为勒索清政府的筹码”。另外, 巴麦尊还提出把舟山变为与澳门相似租借地的设想。[10]525

  奥克兰强烈反对巴麦尊的这一设想, 并指出创建近似于澳门的受中国政府约束的“混合政府”, 会把我们想要在这块殖民地上想获得的所有利益毁坏, 他还提出, 应当把舟山创建为在中国独立出来的一个大不列颠殖民地。[3]483因此得知, 英国政府提出了租借地、殖民地、临时占领地这三种方针来处置舟山。英政府又在1840年2月份, 把对中国全部岛屿实行占据、强迫割让、撤军的否决权赋予英国驻中国代表。根据该规定, 义律等英国驻华代表一方面能够享受到在华行动的自有决定权, 另外又陷入各执一词的境地。故此, 义律在取香港舍舟山上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英国宣布舟山和香港为自由贸易港

  当得知义律自作主张放弃舟山之后, 英国朝野兴起一片反对浪潮, 认为《穿鼻草约》中英国所获太少。奥克兰在1841年2月中旬得到消息后, 就不满意义律采取的举措。4月份, 消息到达英国后引发了较大的反响, 4月12日, 伦敦39家公司和利物浦50家企业的商人分别联名上书巴麦尊, 认为从《穿鼻草约》中“看不见实现了女王陛下政府在去年派遣庞大军队前往中国公开宣布企图达到的任何一项重大的目的”, [12]倡议英国政府对中国事态采取干预措施。英国外交部在20日, 把义律执行政府规定目标情况递交给英政府, 在递交的文书中占篇幅最大的就是与舟山相关的内容, 最后下的结论是义律没有完成使命。最让英政府感到恼怒的是义律竟然为了一个毫无人烟的小岛香港而舍弃了舟山岛, 况且, 当下香港地位也很不确定。既然允许清政府在岛上收税, 那就不是英国的殖民地。4月21日, 巴麦尊急不可待地写了一封私信传给义律, 并告知义律, 英当局在处理中国事务上的最终决定。巴麦尊在信上严厉斥责了义律把命令当废纸的行为, 责备他没有充分利用手中的武装力量去实现全部目的。尤其对义律同意交还舟山感到愤怒。他说, 我国有着全球无人能敌的海军, 一个小小的舟山, 我们想留存多久没有人敢阻拦。巴麦尊表示没有占领香港的意愿。他指出这个坐落在东南沿海的岛屿是在中国发展贸易的最佳区域, 在贸易上香港没有一点价值, 即便在华南地区展开贸易, 也只能是广州, 与香港没有干系。另外, 香港与中国经济、政治中心相距甚远, 香港只有在贸易淡季时为英国商人提供房屋居住的价值。鉴于义律拒不执行政府的训令, 巴麦尊在信末宣布, 他不能将重任托付给义律这样的人, 义律将被撤销他在中国担任的一切职务。[13]随后, 巴麦尊召集内阁会议, 做出停止广东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决议, 改派璞鼎查 (Henry Pottinger) 取代义律, 出任驻华全权使臣兼商务监督, 负责扩大侵华战争以掠夺更多的利益。

  之后有消息证明, 香港并非是一文不值的荒岛。罢免了义律之后, 英商马地臣 (James Matheson) 等人担心香港被英国政府抛弃, 加强“香港是无可取代的贸易区”的宣传, 即“仅在香港等地区英国人才会被中国人熟知, 在舟山或者其他地区, 中国人见到英国人通常会就跑掉”。[1]194奥克兰虽然对于撤离舟山并不认可, 但并没有舍弃香港的意愿, 指出香港“拥有合适停船的港口, 气候适宜、军事价值较强, 对英而言保留香港有不可或缺的意义。”。[14]在各方的说服下, 英国内部的情绪已不像以往那样强烈。1841年5月31日, 巴麦尊在给璞鼎查的指示中说, 香港岛不必放弃, 该岛在许多方面具备有利条件, 可以成为英国对华贸易的一个据点。这就改变了英国原先对香港的策略。不过, 巴麦尊依然坚持, 香港比不上舟山重要, 抵达中国的璞鼎查, “首要军事行动是重新占领舟山”, 并且在舟山驻军, 同清政府展开谈判。他对璞鼎查说:“我们不能认为占领香港比在中国东海岸占领一个岛屿和取得一些大城市的居住权更为重要。”[6]794璞鼎查在8月10日到达澳门, 22日领军北上, 10月1日舟山再次被英军占领。

  恰逢此时, 英国国内政局产生极大的变动。阿伯丁在1841年9月份接替巴麦尊出任英国外交大臣, 就对华政策作了一些调整。他给璞鼎查的信函中强调, 英国的利益在于扩展贸易和获得与此相关的权益, 而不在于割取中国领土;暂时占领一些岛屿, 比如舟山和香港, 作为对华战争的军事基地是必要的, 但是他不赞成永久占领, 因为这将大量增加英国政府的开支, 而且会加深中国政府的怨恨, 不利于对华贸易的发展。1842年1月, 英外交部向璞鼎查正式下达命令:停止建设香港地区的所有非军事建筑物;把舟山当作要挟清政府的砝码, 迫使清政府对英方做出最大的让步, 同意不平等条约。英国政府似乎想放弃在华夺取占领地的政策。

  对于舟山, 璞鼎查基本按令行事。而对香港, 璞鼎查却未按英国政府的旨意行事, 港岛的民用建设未予停止, 反而大规模展开。璞鼎查在1842年2月16日明目张胆的宣布:把定海和香港设为自贸港, 不收取所有国家的一切船只的港口税、关税以及其余捐税。“照得粤之香港, 浙之定海等处, 地属海港, 为洋船来往之区, 应准各船在彼任便贸易。缘此示仰诸人知悉, 任何国船只, 均能进入港口贸易。迨奉君主降命之先, 所有船钞货税, 及一律规费等项, 不管哪国船只, 均不用缴纳。”[3]535

  1842年8月, 根据英国新内阁出台的方针, 在中英谈判《南京条约》时, 英国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巨款赔偿, 要中方将厦门的鼓浪屿、舟山、镇海的招宝山这几处被英国占领的地区作为抵押。中国政府认为, 两国既然已经停战签约, 就要以信任为基础, 不能进行担保, 如果担保说明两方还不够信任, 这会影响到双方今后的有利合作。英方则认为, 赔款也如同还债一样, 不管是否相互信任, 都要立下字据并且交付抵押物, 这样才算合适, 两国之间的商定更不在话下。在中国努力争取下, 英国愿意将招宝山减掉, 不过拒绝中国要求的“舟山只与开埠联系, 不与赔款联系, 等开放五口以后, 就交还舟山”的建议。《南京条约》签订时, 第十二款规定, 舟山交还日期定为1846年1月, 截至那时, 清政府要付清赔款, 并开放五口。“只有定海县的舟山海岛, 厦门厅的鼓浪屿小岛, 依然归英军暂时驻扎;等到双方讨论的洋银 (即中方赔偿给英国的2100万两银子) 全部付清, 而之前商定的各个口岸都已开放, 以及英人通商后, 就退出驻守两处的士兵, 不再占领。”而《南京条约》第三款则完成了对香港岛的法权割让。“因英国商船, 远路涉洋, 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 自应给予沿海一处, 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 给予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 常远主掌, 任便立法治理。”[15]

  四、舟山成为英国的一块“保护地”

  中英两方在1843年年中, 进行《南京条约》文本的互换, 英国内部在对香港和舟山的意见上又有了分歧。随着战事的结束, 军队的撤离, 五口的开放, 香港经济开始慢慢衰落, 其前途变得风雨飘摇。与舟山相比, 香港有着很大的差距, 舟山这块地方地处香港的北部, 物产丰富, 人力资源丰足, 很有发展前景, 远远强过当时的香港, 因此, 舟山受到了更多英国人士的欢迎。前特派委员会主席、日后当上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主席的厄姆斯顿爵士, 依然力主占领舟山, 抱怨香港“已经被称赞和吹捧到了极其不可思议的程度……从贸易角度看, 在目前的状况和条件下, 这个岛屿不但对我们毫无用处, 也很难设想或指望它有朝一日能变成一个商业中心”。[16]

  依照条约, 中国政府在1845年8月将厦门、广州、上海、宁波、福州这五个通商口岸开放, 并把2100万两银子全部付给英国, 英国再也没有理由继续在舟山驻守。而这时, 少数英国人却又有觊觎舟山可能带来的巨大商业收益、丰富特产资源、独特地理位置的苗头, 当时最为强烈的是任香港财政局局长的蒙哥马利·马丁 (R.M.Martin) , 他始终主张放弃香港而占据舟山。1845年秋卸任后, 他曾专程从香港经印度赴英国, 沿途游说, “他此行的目的是劝说陛下政府将香港还给中国, 代之以舟山。现在发现舟山在商业方面要合适得多, 更有利于健康, 而且毫无疑问更富饶。香港只是一片贫瘠的岩石, 而舟山则相反, 所产稻米能够养活很多人口”。[17]303一时间, 在英国本地、印度、居住在中国和香港的英国人中对香港换舟山这一提议展开热议。

  《印度之友》是一份印度报纸, 1845年9月18日这份报纸上发表了关于舟山的专论。作者分析了把舟山建成殖民地的有利条件, 不但具有优越的气候, 广阔的港口, 从地理位置上说, 舟山靠近了物产丰富、人口密集的江南水乡。专论预言称, 在短期内舟山会一跃成为世界级的商业中心, 如果英国能占有舟山, 就可以制止中国政府的仇外行为, 英国能够很好地提升他的综合国力, 从而使自身在列强中处在最强势地位。支持《印度之友》观点的报刊有《中国之友》《香港公报》和《孟买信使报》等。舆论工具的渲染造成了这样的声势:无论采用何种手段, 如果必要的话, 以香港相交换, 已成为当时英国内阁一个最为亟需处理的问题。《香港公报》指出:“舟山之重要程度以及其之于一个着名商业、海军国家的价值绝对不能视若无睹。” (Chinese Repository, 1845年, 14卷12期) 上述报刊一致认为, 即便将已投入巨额资金的香港放弃也很划算, 号召尽所有努力, 夺回舟山。

  不过, 也有少数英国人指出, 人们夸大了舟山的商业收益、气候等条件。即使只从商业角度着眼, 上海的开埠使舟山的贸易地位大为降低, 舟山作为转口港的价值亦逐渐消退;如设立为军事基地, 费用会远远“超出议会有意向付给的有关费用”;更何况, 清政府并无破坏两国签订条约的意向, 故此英方在考虑舟山以及整个中国的问题时应当站在更高的角度上去审视。[17]他们指出, 如果违反条约拒绝将舟山交出, 势必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这必将会引发清政府的反抗, 使以后英国在国际上的发展受到影响, 甚至会引起国际负面影响, 美国、法国这些实力雄厚的国家或许也会强烈反对英国。所以, 英国政府在这种考虑之下, 就严守条约, 重视信誉与名誉。

  这时, 英国进行了担保方案的调整, 提出在偿还全部赔款前就可以把鼓浪屿还给清政府。英方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 因为要驻守鼓浪屿, 需要派兵驻扎, 费用不菲, 有舟山担保就可以了。这种作法出乎清政府的意料, 他们认为英国政府在用欲擒故纵的方法, 以鼓浪屿为诱饵, 引导清政府破坏条约, 为自己可以强占舟山奠定基础。后来的事实表明, 清政府的这样考虑是很有必要的。1845年10月, 中方派人与英方谈判舟山的交还问题, 英方以离交还时间还有两个月为借口拒绝交还。中方辩驳, 即使英国要马上交还, 中国也要派人进行接收, 其交接手续也要一段时间完成。英国政府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才同意开谈。

  根据条约上规定的期限, 1846年1月22日, 中国提前4天支付完所有的赔款, 英国却坚决不撤离舟山, 两国总共经过了40多次的交涉。英国除了使舟山和赔款联系在一起, 又旁生枝节。一是在善后问题上, 英方要求中方派出的接收官员要对英国人的墓地进行保护, 对与英国有往来的中国人不得进行惩罚, 继续保持中英的商业活动。二是不得割让舟山给第三国, 英国害怕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想得到舟山的主权, 因此警告中方不得将舟山转让给其他国家, 如果其他国家侵占舟山, 英国将作为中国的同盟进行抵御。三是关于广州入城, 是这次交涉中最费周折的问题。英方坚决要求将入城问题与交还舟山问题一起来谈, 如果英国人没有进入广州, 就拒绝交还舟山。很明显, 英国觉得自身发展和利益与舟山有重要干系, 把舟山规划到自己保护区之内。

  1846年4月29日, 英国代表戴维斯 (J.F.Davis) 在虎门同清政府代表耆英会见, 中英签署了《虎门寨特约》 (又被叫做《英军退还舟山条约》) 。戴维斯代表英国拟定的《虎门寨特约》有五条条约, 其中第三条:“英国在舟山撤军后, 清朝永远不能把舟山等岛屿割让给其他国家”;第四条:“如果舟山等岛屿遭受其他国家侵略时, 英国应当保护其无恙……”。[18]英军终于在7月23日, 即违约6个月后, 把全部军队撤出舟山, 英国在舟山与香港之间的选择最后定局。

  在这里, 英国为了维护自己在华的既得利益, 利用该条约, 把舟山放在保护地的位置上, 即在名义上将舟山交还中国, 实质上仍置于其保护之下。

  五、结语

  鸦片战争期间, 舟山对中英两国都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在战争爆发前夕, 英国政府选择舟山作为进攻的首要目标, 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在舟山建立军事基地, 对北京的清政府造成威胁;二是在舟山建立大不列颠商业中心, 控制中国的经济心脏——长江流域。战争爆发后, 英军两度攻占舟山, 在被占长达5年半的时间里, 舟山实际上成了自由贸易港。1846年7月英军撤出舟山及以后的日子里, 舟山又成为英国政府在中国乃至远东的一块“保护地”。舟山的收回是以香港为代价的, 英国人之所以退出舟山, 不仅是因为手中有了一个可以替代的香港, 而且是在当时情况下英国策略适时而变的调整, 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之举。

  近代被誉为“海上之王”的英国, 依靠自身制海权的优势, 持续向东方扩张的进程中不断抢占战略意义重大的别国半岛和岛屿, 把这些地区划作为军事基地和通商据点, 有“半岛和海岛收藏家”的称号。作为海洋民族, 英国人是用海洋思维从全球眼光来认知舟山, 他们眼中的舟山是远东地区最佳的自由港选址, 是东西方两个世界碰撞、两种文明冲突的前沿岛屿。英国试图长期占领的首要目标就是舟山, 虽然战争结果没有使英国得偿所愿, 但它昭示世人, 舟山的区位优势和港口资源优势是何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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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洪.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对舟山的认知和政策转变[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30(02):50-56.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lw54.com/html/zhlw/20200314/82820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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